本课题组研究聚焦于社会环境和个体的认知因素对儿童发展的深远影响。本次沙龙重点探讨亲子互动、AI互动、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在塑造儿童的共情认知、执行功能和风险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发现强调了针对减轻偏见和不平等的早期干预的必要性，以及理解认知发展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对塑造儿童未来的重要性。
主题1：共情能力的性别刻板印象：儿童发展和大语言模型视角
报告人：戴逸清
共情能力(empathy)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并对他人的处境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包含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和行为共情三个维度。社会常常给予“女性更善解人意”、“共情能力更强”的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对个人的自我认知和未来选择产生深远影响。目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作为新兴的交流工具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了解AI是否会重现并加剧这些刻板印象对于塑造公正的社会环境具有深远意义，然而尚未有研究探讨以上问题。本研究聚焦测量4至6岁学龄前儿童(n=168)，各年龄段成人(n=306)和GPT系列大语言模型（GPT-3.5Turbo, GPT-4和GPT4Turbo各测试100组）关于“女性共情能力更强”的性别刻板印象，同时探究其是否会对儿童的行为选择造成影响。结果发现，“女性情绪共情更强”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儿童5岁左右开始形成，并在成人各阶段得到延续；Chat-GPT则在情绪、认知和行为共情维度均表现出认为女性更强的偏好，且此偏好显著高于人类被试。同时，性别共情刻板印象通过影响儿情绪共情自我效能感进一步影响了儿童对于共情相关职业的偏好。本研究有助于阐明性别刻板印象的毕生发展，为早期干预提供理论指导，亦强调了继续探索和纠正AI偏见的紧迫性。
主题2：养育者“将心比心”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回应性的中介作用
报告人：阿伊拉古
执行功能是驱使我们克服困难、适应环境、完成任务的高级认知过程，是衡量儿童认知发展的关键指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家庭教育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近年来，基于西方国家样本的研究初步发现，养育者“将心比心” (mind-mindedness)，即父母将孩子作为有自己的情感、思想和愿望的独立心理个体来对待的认知倾向(Meins et al., 2002)，可以有效促进儿童执行功能的早期发展。然而现有研究集中于婴幼儿时期，且鲜有研究探索“将心比心”的作用机制。学龄前期既是儿童执行功能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养育者积极卷入家庭教育的时期，本研究旨在探讨养育者“将心比心”与中国学龄前儿童(n = 330; Mage = 5.29 )执行功能发展的关联，试图进一步阐明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我们发现，在控制儿童性别、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后，养育者“将心比心”与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有显著正相关。路径分析进一步发现，亲子互动中养育者回应性(responsiveness)部分解释了养育者“将心比心”与儿童执行功能之间的关联。总之，本研究初步证实了“将心比心”对于中国学龄前期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重视儿童的个人情绪与想法等内部心理因素对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
主题3：社会经济地位对学龄前儿童在获得与失去框架下风险决策的影响
报告人：德力克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差异能够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一生的发展轨迹。然而，以往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这种关联如何从儿童时期开始形成也尚未可知。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首次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学龄前儿童在获得和失去框架下的风险决策。实验中，5至6岁的儿童（n = 309）需要在“确定（低风险但回报较小）”和“冒险（高风险但潜在回报大）”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根据选项期望值，实验条件分为冒险选项比确定选项更有利、相等或不利。研究1结果表明，在失去框架下，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相比，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做出了更多的冒险决策，对期望值更为敏感，这种高敏感性在冒险有利的条件下更为显著。然而，在获得框架中没有呈现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研究2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偏好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在实验中给低SES的儿童提供额外的资源提升其经济地位后，他们也在失去框架下做出了更多的冒险决策。
整体来看，当面临失去资源的情境时，相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龄前儿童，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龄前儿童更少做出冒险决策，即便冒险是更为有利的。这可能表明早期资源匮乏的环境会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对风险的内隐计算，使得他们优先考虑避免风险。研究也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存在更强的框架效应，这可能是因为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在决策表征时更多使用“要点理解”而不是“细节关注”，体现出不同经济地位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加工差异。此外，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期望值敏感性相对较弱，这可能源于他们较差的数学技能或更多的字义表征。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认知加工和行为决策的多重影响可追溯到儿童发展早期，并为改善社会经济地位以优化行为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